在初中阶段，有三篇文章都是书信，（我以为不能忽略它们的文体属性）都涉及到了山水：一是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二是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再有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挺有意思的。
三个人身份不同，写信的对象不同，写作目的也不同，景物在文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同。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他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宋升明元年（477年）二十二岁时，领军将军萧道成（即齐高帝）发动兵变，除宋后废帝刘昱，控制朝政，后二年代宋称帝，建南齐王朝。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477—493），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的书记职务。由于官场的倾轧，仕途不利，三十六岁时，仍任六品文官“奉朝请”，心甚怏怏。
遂于齐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不与世交。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然国家遇有大事，无不前往咨询，帝与弘景之间，书信不绝，月常数信。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恭敬之状，无以复加。故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天监三年（504），遣人送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以供炼丹之用。敕于茅山为之建朱阳馆以居之。天监十五年又为其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岁。
《答谢中书书》所写之景，何处没有？平常普通得很，但少他这样心性与修炼的人罢了。
吴均：（469年—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除奉朝请。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
陶、吴二人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侍奉过相同的君王。但二人性情不同，陶能屈能伸，吴则耿直不阿。遭遇也有所不同，陶是主动退隐，游刃有余，吴则开罪于皇帝被罢免被迫离开。
而这些都能从他们的文字中读出来。
先来看吴均：
山中杂诗
山际见来烟，
竹中窥落日。
鸟向檐上飞，
云从窗里出。
是不是有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冥合为一的感觉？不过，他的心境有如此悠闲吗？
与顾章书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之乐，岂徒语哉。
“谢病”一语是不是透露了些什么？病是个理由，心中对现状不满之意汩汩而出。再观这石门山其景，总有遮挡，总有缠绕，总有竞争，实难独立啊！悟透了即为智者。作者参悟了吗？
与施从事书
故彰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罗被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绝”“孤”岂只是山峰？“如晦”的又岂止是风雨？是不是还有抑郁难平的心情？
《与朱元思书》一文，这种情绪就表露得更加直白了：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自己就是那鸢，自己就是经纶世务者。写信给他人，即是劝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所写富春江并非一直清流见底，还有“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固然好听；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自然悦耳，那猿啼，那蝉叫呢？
从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中你却很难读出这样的愤愤不平来。五色石壁，青林翠竹，朝晖夕岚，沉鳞竞跃，猿鸟乱鸣，一派生机、一片祥和。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这不是自谦，是自夸。
所以，他们的笔下的山水总体是表现自然的美好，万物的和谐，但也用隐忧。写景，都是在表白他们享受于山水，不欲入世为官了。不过，他们都是因物而喜，因已而忧者。范公则不是。
范仲淹虽然没有亲临岳阳楼，仅凭一画写作《岳阳楼记》，但他与滕子京是同年，同朝为官，有相同的遭遇，他最能体会、理解滕之心情。其写作目的是劝慰，文中之景并非夸耀与满足，而是作者所要否定之物。他认为人不应以物而喜、以物而悲，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之要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何以如此呢？我们还看看他的简历：
自唐以来，世代官宦，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
不是天才，是文武全才，既有才华，更有刚猛，唯有勤奋，没有恩宠，只有勤勉，没有后退，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他是最坚定的儒家。陶则不说了——佛道不分，吴均则儒道难辨也，所以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同。
说一逸事：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想想此等心胸之人，岂能为山水所左右。
山水与山水无异，书信与书信有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