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刊2020年第12期《鲁迅研究月刊》，注释略，引用请参考原文。宋先生的文章有见解有材料有意思有情感，表达流畅克制，组织力裁断力都强。顾颉刚说写文章以结构严谨，引人入胜，发挥透澈，文字流畅，义无不尽为好，我觉得宋先生是这样子。过生日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文化。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和教育领袖，胡适“过生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所折射的，不仅是胡适的生平事业、学术研究、人际交往，还包含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自我抉择以及相关人事的多种面相。这里，即撷取“胡适过生日”的几个代表性片段，并分析其历史、文化义涵。一、出生在上海的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这一年，孙中山25岁，蒋介石4岁。两年后，毛泽东出生。无疑的，对重要历史人物而言，其传记材料总是不嫌多不嫌细的，而且越多越细才越好。幸运地，笔者挖出了胡适的生辰八字：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未据此，可进一步确定：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17日13-15时。胡适在上海的具体出生地，是位于大东门外里咸瓜街的程裕新茶叶栈。经130年之巨变，大东门、里咸瓜街、程裕新茶栈均荡然无存。当时之里咸瓜街，大体上在今日黄浦区中山南路、中华路一带。胡适祖籍安徽绩溪，何以出生在上海？因乃父胡传正在上海做官——做的是一个叫“淞沪各厘卡总巡”的小官。1889年，胡传续娶了16岁的冯顺弟后，偕新妇到了上海，二年后胡适便出生在这里。上海于胡适而言，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十二年后，他离开家乡重回这里，接受新教育，使这位后来被誉为“当今孔子”的乡村少年有了世界眼光。又六年，胡适从这里前往新大陆，从而养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又三十二年，胡适再度从这里赴美，为了那个败亡的国民党政权奔走，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大陆。二、“自寿诗”与“生日决议案”1914年12月17日，胡适23岁生日，作诗《生日》，有云：我生廿三年，百年四去一。去日不可追，后来未容逸。颇慕遽伯玉，内省知前失。执笔论功过，不独以自述。这是现存胡适最早的一首自寿诗。25岁生日时，胡适又作《沁园春》自寿。其上阕云：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再归来。对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这两首自寿诗的中心意思很明白：反省过去，立足当下，努力将来。自省与努力，是胡适自求学时代就养成的人生态度。在目下留存最早的《胡适日记》——《丙午自治日记》内封上，题写着陆子语录以自警：“学者所以学为人而已，非有他也”。其所记最多者，是时时反省自己的“好名”、“责人密”，时时告诫自己要谨慎、克己、勤学问。留学后，亦如此。他勉励章希吕“时时自警省”，懈怠时可取“人而无恒，以作巫医”、“精神愈用则愈出”等先哲格言以代严师益友。虽系勉友人，更是自励。1912年10月24日自记：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1914年6月30日，胡适反省了自己留洋前曾“叫局吃酒”，当时不以为耻，“今誓不复为”。不久又告诫自己要“戒纸烟”。次年他又自纠自己的“旁骛太多”，告诫自己要少空想，多干正事。这种自省、努力的人生态度，既来自中国，又来自西方，是一种“中西合璧”的人生态度。胡适上引格言以及曾抄录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语录，均系中国文化精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的这种人生态度，受乃父影响最大。笔者每读到胡适所引陆子“学者所以学为人而已”，辄想到胡传为子侄所编教材《学为人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胡传是一位饱经忧患、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奇人，他一辈子都在极其艰难的境地里努力建功立业。胡适虽四岁丧父，但他从记事起，冯太夫人耳提面命的，是：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因此，胡适从孩童时，就立志要像他父亲那样成名、作圣，做出一番事业。怎样才能达此目的呢？只有反省、努力，不断反省，不断努力。所以说其又来自西方，证据就是“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一句。胡适成大名后，常为求字者题“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正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的最早娘家。此语是与胡适的个性主义（或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来源为易卜生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所以说，这种人生态度又来自西方。
自省、努力的人生态度，使胡适在求学时代具有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思想、知识准备；使他养成了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宗教观。自省、努力的人生态度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也影响到他的社会发展观。他办的刊物，即以《努力》命名。他1926-1927年到欧美走一遭，看到了苏联建设的欣欣向荣，又看到了美国的科学、社会进步，他就反省这几年实在太舒服、太懒惰、太不认真，应该好好努力了，并在生日那天沉痛忏悔。他观察近代中国的落后时常说，不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是我们太不努力。他1946年回国后，也常常告诫国人，今日的恶果，都是此前不努力的结果。1916年之后，胡适少有“自寿诗”，1938年生日有《四十七岁生日》：卖药游方廿二年，人间浪说小神仙。如今回向人间去，洗净蓬莱始上天。其时，胡适就任驻美大使才两个多月，因心脏病住在位于纽约W.168 St.的医院里，在医院十二楼可望见1916年写自寿诗的“江楼”，想起22年前的自寿诗，尤其是下阙中的“似天上诸仙采药回……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当年是希望回国后“卖膏药”，感慨系之，乃作此诗。此外，这首诗还可与一个多月前所作“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联在一起释读，它们反映的是同一种心境。（此图由“胡学”友人“小约翰尼”提供，谨此致谢）
再之后，胡适无自寿诗，但有了“生日决议案”。1951年12月17日，胡适在从圣母大学回纽约的火车上，有了“生日决议案”：谢绝一切职务来还清一生所欠的债务：写完《中国思想史》；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判决《水经注》案。显然，胡适将其晚年的研究计划（或曰工作目标）冠之以“决议案”，展现的是决心，是严格的自我督责。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他在1915年就立志“终生”要做的“一件大事”。当时还不叫“中国思想史”，而是“中国哲学史”。最早的成果是1919年出版的那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30年前后，胡适改“中国哲学史”为“中国思想史”。王汎森先生指出，胡适所以有此改变，系受傅斯年影响，此说甚是。从中国公学时代到七七事变，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的研究与撰述甚有进展。五年使美，胡适未写过一篇中国文字，包括这一工作在内的所有学术工作全部中断。卸任大使后，胡适第一件事就是重拾中国思想史研究，并全力贯注之。为此，他不仅婉拒了诸多世界一流大学（单是1942年9月之前，就有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邀请担任教职、讲座之约，而就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的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Research Associate and consultant”。芝加哥大学向胡适允诺的薪资是每年一万美元，而后者只有每年六千美元。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全是为“爱惜精力，专力做生平最想做完的事业”。当时，胡适给自己立下“三不主义”：不买晚报，不出门讲演，不听Radio。他对这项被中断的事业，有过这样的反省：凡著书，尤其是史书，应当留在见解成熟的时期。我的“中国思想史”，开始在一九一五年～一七年，至今足足二十七年了。……但我回头想想，这许久的担阁[搁]也不为无益。我的见解，尤其是对于中古一个时期的见解，似乎比早年公道平允多了。对于史料，也有更平允的看法。我希望这二十七年的延误不算是白白费掉的光阴。由此足见胡适的信心满满。再看其1943年的读书笔记和论学书札，更能看到胡适的兴致之高。不过，1943年11月8日，王重民的一通普通的讨论《水经注》的信札，改变了胡适既定的思想史研究计划，由此，即“陷”在《水经注》考证中十余年而不能自拔。引发胡适兴趣的，是自清代中叶几成定论的《水经注》整理史上的所谓“赵一清窃戴震”、“戴震窃全祖望”案。这虽然也是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就整个中国思想史而言，不过是其中的“一小注”而已。胡适最初本拟用六个月解决此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材料越聚越多，新问题层出不穷，本来很有信心的研究报告，常常被新挖掘的材料推翻。于是，“枝节性”问题就成了“主业”了。四年半后，胡适决心再用半年将此案作一结束，然后续撰中国思想史，再后则撰《中国白话文学史》。但半年后，计划依然落空，胡适依然在思考“结案”的办法。他设想了三种写法：400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历史；新发现之《水经注》版本及戴、赵、全公案之裁判；60余种《水经注》版本之提要及体系。但是，两年半后，这一目标仍不能完成，仍要在“生日决议案”里自我督促。其后，胡适也时时提起。1953年8月，再下决心：把水案“写一总结束”，了此已快十年的心事！又两年后，又下决心：三个月之内，结束《水经注》研究。但苦于纽约的奇热与潮湿，加之借书不便，材料又丢在北平，故结账计划没有如期完结。事实是，直至胡适逝世，这篇结账大文也未完成。尽管如此，胡适对“郦学”的贡献仍属空前：由于他的号召，那么多的《水经注》孤本被挖掘出来，那么多的问题被反复辩难而得以解决，尤其难得的，胡适的众多的研究报告可给治此学和治史学的人以科学方法的启迪。尽管“水案”考证未能最后完结，但这方面的研究却是“决议案”里的三个计划中成绩最大的一个。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与撰著，因“水案”未结，并不能全力投入。不过，在1950年代，胡适仍有不少有关朱子、理学和禅宗史研究的成果和笔记。至于《白话文学史》，则毫无涉足，流于口号了。从1951年发表“生日决议案”，到胡适逝世，他还有十年的寿命。何以十年间，三个计划竟没有一个圆满完成？理由如下：第一，胡适不是像陈寅恪、汤用彤那样的枯坐书斋的专门学问家，他外务太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Popular figure。1950年代寓美时，他曾表示：凡有利于台湾的事，都会以私人身份努力去做：需要用嘴说的，一定用嘴去说；需要用笔去写的，一定用笔去写。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在台湾实现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回台就任中研院长后，又陷在院务里，他曾为物色一个合适的总干事而绞尽脑汁，为让一个得力的所长不辞职而作揖打拱，几乎每日都要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客人，哪还有精力再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第二，晚年胡适的心境极恶。70年前，胡适有一种平生未有的悲观与苦闷；60年前，他的“美国梦”又与蒋介石发生严重冲突。这样的苦痛，真是难以言表。第三，胡适进入晚年后，明显感到自己“老了”，记忆和精力都不济了。换言之，即便舍掉外务专心研究，也力不从心了。基于此，胡适的“决议案”之落空，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三、胡适与北京大学同庆生胡适的出生日，有不少巧合：与次子思杜同一天生日；胡适的阳历生日与江冬秀的阴历生日有时会重合，会过“双生日”。最有意思的是，胡适生日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是同一天。胡适出生后七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大学堂是唯一没有因政变而被废除的维新举措，在经历了庚子变乱之后，于1902年12月17日复学。此后几十年，北大就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日。但据胡适考证，12月17日只是大学堂复学的日子，而不是创办的日子。
胡适常以与北大同一天生日自豪。1930年代以后，北大（及校友会）举办校庆活动时，常同时为胡适祝寿。1938年12月17日，蒋梦麟校长与汤用彤、姚从吾、魏建功等同人、学生联名致函胡适，祝贺北大40岁、胡适47岁生日。次年同一天，蒋梦麟、周炳琳、杨振声、罗常培、郑天挺、罗庸等出联名为胡适祝寿。1946年回国后，胡适渡过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三个生日。巧合的是，这三个生日都是在南京过的，胡适三次出席南京北大同学会为校庆同时也为他庆生的集会。同样是在南京庆生，心情是不一样的。1947年，胡适兴致勃勃所谈的，是他募集到十万美金，将用之于扩充设备。他还讲了欧洲大学发达的三个原因：有经费保管团体，有以教书及研究为业的职业教授，有健全的校友组织。言外之意，北大也应仿效之。次年同一天，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50周年集会时，正值他离平来宁的第三天，他首先检讨自己是个不能与北大共存亡的“逃兵”，言毕，声泪俱下，而台上台下之师生、校友几同声一哭，成了北大校庆史上的最悲壮的集会。1952年11月，胡适在台北北大同学会的校庆集会（兼为胡适祝寿）上回顾了北大在忧患中奋斗的历史，又沉痛表示：今天实在无庆可言。1958年胡适回台就任中研院长后，台北北大同学会每年也必举办校庆集会，同时为胡适祝寿。北京大学是胡适一生学术、事业的主要舞台，是他最主要的安身立命之所。北大成全了胡适，同时胡适也成就了北大。胡适25岁生日后九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蔡上任后，即着手敦聘胡适来北大。1月13日，汪孟邹函告胡适：“孑民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这似乎是说，即便胡适停下学业，现在回国都好。陈独秀的“代达”函则说：蔡元培力约陈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此讯也很快传到绩溪，1月20日胡太夫人曾专函胡适求证此事。对陈荐胡为文科学长之议，蔡元培也确有此意。4月11日，胡适在给许怡荪信中说，已应蔡元培之召，任北大文科教授，但辞文科主任。后又屡屡提到向陈、蔡辞文科主任事。也就是说，蔡元培最初罗致胡适时，先是文科学长，其次才是教授。1917年10月17日《申报》一则“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的报道也可作旁证：北京大学之文科学长初为夏锡祺，颇不为学生所欢迎……文科学长一席，蔡氏初属意于胡适之。闻此君于中西文学皆有见地，故持文学革新之论甚力。而胡氏任美国，乃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何以蔡元培要聘一位刚满25岁的在读学生任学长、教授？除陈独秀的力荐，最重要的，实因胡适的成绩有以致之。胡适晚年说蔡元培所以聘他，是看到他十九岁时写的《诗经言字解》。确实，自民初即已在《留美学生年报》、《甲寅》、《新青年》等有影响的杂志发表重要文章以及对他包括获卜朗吟奖金之类事迹的报道，已令胡适在国内已声名广播，并广受学界关注。1946年，胡适向主持《甲寅》并刊发《诗经言字解》的章士钊道谢，并云他开始写小说，“及入北大任教，均得力于章。”章即席赋《念奴娇》一词，其小序云：“适之以文学知名始于《巴黎最后一夕》小说，得充北京大学教授始于《毛诗言字解》一文，二事皆与余有关。”蔡之聘胡，还恐怕与胡适向蔡元培就办大学进言有关。1916年11月4日，蔡元培弟子，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蒋梦麟力劝乃师就任校长。同时，受胡适之托，向蔡转陈办学三要纲：有胡适字适之君者，素留心世务，嘱转陈办学要纲三条，兹录之如下：（一）以全幅精神办国家大学（二）专责成全权办理，定以限期几年（三）指定常年经费，要国会通过指定以上三条，其第三条最为紧要。盖大学经费非由议会通过，则财政部得任意增减，于大学之进行最有阻碍，语颇中肯，故乐为转达。诚如蒋梦麟所说，胡适的第三条实极有远见，在其后三十年里，制约北大发展的，除了动荡、战争的时局，就是经费问题了。北大的教员们屡屡为经费罢教。虽然我们不知道蔡元培如何回复蒋梦麟，但蔡氏读蒋此函后，对胡适的印象必是好的，当与蔡就任校长后就亟亟聘胡不无关系。还要顺便强调：蔡聘胡以及胡答应就聘，均是1917年年初之事，与胡适有无博士学位没有丝毫关系。胡适常说，“北大成全了我”。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胡适初到北大时，北大的很多优秀学生如傅斯年、顾颉刚已很有成绩，自己不努力，则难当“先生”大任。第二，北大给胡适提供了一个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舞台，让他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新理念得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陈、胡之护法）、钱玄同、周作人、刘复、李大钊、鲁迅等北大教授，而陈独秀、胡适却是他们的领袖，这是要格外强调的。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各种社会改革，将陈、胡二人在其中的作为与贡献与其他任务将以对比研究，则陈、胡之领袖地位立即凸显出来。陈独秀曾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里所谓“主将”即领袖，即陈、胡。既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大将都在北大，北大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一个大学引领国家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潮流和方向，这在其后一百年里是绝无仅有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养成了“北大精神”：高尚纯洁的精神；兼容并包的精神；合作互助的精神；发扬蹈厉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胡适在台北北大六十年校友集会上总结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北大精神”的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述。胡适并将此六大精神归功于蔡元培。其实，胡适也是缔造、践行“北大精神”的重要人物。比如，在“兼容并包、学术平等”的宗旨之下，蔡元培、胡适都曾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2年10月4日，胡适代蔡元培介绍来北大演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的福田德三，盛赞福田是东教训甚多：年来国内高谈马克思学说者，并未能真明白马克思，今听讲演，受益无穷；国际间掠夺者之废除，于此提出，可以唤醒国民；废止被掠者一层、更可以促吾们国民之努力。由此可知，北大所以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重镇，与“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此精神引领下，任何新学说、新理论都可以平等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基于这种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理解胡适何以不止一次受李大钊、陈独秀之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瞿秋白等介绍出版研究俄国革命的书，也不难理解在1930年代胡适在其主持的“编译委员会”下资助千家驹翻译《资本论》了。在奠定北大精神的那几年，胡适对北大的建制性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这些贡献包括：积极推动教授会的建立，由校长制逐步过渡到教授治校制，“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建立“选科制”；各系科建立研究所等。关于北大未来的方向，作为教务长的胡适于1922年明确提出：要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1930年胡适重回北大后，发愿要与蒋梦麟校长一起去“除旧留新”的建设北大。首先，他积极推动中基会每年提出国币二十万元，赠与北大，设研究教授席位。此事，一方面与每位董事逐一沟通，同时还要说动蒋梦麟同意北大也每年拿出二十万元“配套”资金。故，此事之成功，完全由胡适一手促成。其次，两度出任文学院长的胡适，对文学院做出种种改革，如延聘梁实秋等一流文科教授，辞退老派的不合格教授，目的是将北大文学院建成世界一流。胡适对北大，实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蒋梦麟曾希望辞去校长请胡适自代，但为胡适所拒。不过，举凡蒋梦麟出差，则由胡适代理校长。他也常代表北大出席一些重要活动，如1934年他代表北大出席全国考铨会议，1936年代表北大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等。在哈佛，他有感于北大排名之靠后，乃多次讲起：北大应奋起直追。半年后，日寇全面侵华，复兴北大的愿望也遭重挫。抗战胜利前夕，北大校长蒋梦麟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而据“大学组织法”，政务官不可以兼任大学校长。北大同人尤其中坚人物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等力劝蒋辞校长，同时电促胡适回北大。蒋梦麟也和同人、校友形成高度共识：领导北大，非胡适莫属。然就在此时，蒋介石却提名傅斯年为北大校长。傅坚辞并荐胡适，强调“由胡适任校长更有俾于大局”：北大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为校长；胡适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声誉之隆，为前所未有。傅斯年还鼓动北大骨干们分头劝胡适回国就职。在一致努力下，得蒋介石允准，即由教育部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未与胡适商量），未返国前，由傅斯年代理。由此可知，胡适的北大校长一职，是北大人多方设法、努力推举的结果。在北大复员时期，傅斯年就与胡适协商重建北大：在原有文、法、理三学院基础上添建农、医、工三学院。次年7月胡适回国前，重建工作由傅斯年领导，胡适辅助。辅助工作主要有二项：罗致一流的教授回北大执教，如一再函请钱学森到北大担任工学院院长；为北大争取设备和资金等。1947年，北大在胡适主持下完成对北洋大学工学院的接收，至此，北大下设文、法、理、农、医、工六学院，学校规模比抗战前的北大大三倍，较西南联大大一倍，最终完成大学体制建设，建立起综合性大学的基础。在胡适的推动和支持下，北大又新添东方语文系、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新系科。一贯强调大学应注重独立的、创造的学术研究的胡适，曾积极推动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在中国设立的数学中心建在北大，又提议在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他专门上书蒋介石，详谈此计划，并开列拟罗致和已获同意来北大的这方面科学家名单：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我们拿此名单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以及后来在核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华裔科学家名单相比，就可知道胡适的计划有何等的前瞻性！以上诸事，最能体现胡适在他就任校长后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的理想：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1947年，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其“学术独立”思想是指：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能求得解决；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必须做到两条：首先是集中第一流的人才，其次是集中设备。应该承认，对中国学术而言，这是迄今也不过时的计划。鉴于当时财力有限，胡适提出以国家的力量优先发展五所大学，北大当然在其中（另四所是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倘这个计划能实行，显然是给北大带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但如同“学术独立计划”一样，这也只能是不能实现的设想。在战时，国民政府哪有心思和财力发展学术？半个世纪后，大陆上先后有“211工程”、“985工程”，就是胡适当年优先发展五大学的翻版。由此，足显胡适当年计划的现实意义。
1946年7月29日，胡适飞抵北平就任北大校长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半个多月。作为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任北大校长，胡适是在炮声隆隆中擘画、践行将北大建成一流大学的梦想的。事实是，梦碎了——实在是战争不给胡适机会。与此联在一起的两件事，也须一叙。受战争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北平从1947年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粮荒和煤荒。作为北大校长，胡适首先要解决师生员工的吃饭和取暖问题。于是，要不停地与教育部交涉，好在胡适影响大，有求总有应。此时，胡适似乎不再是筹划教学、科研的大学校长，而成了北大最大的“粮秣官”，这令他心力交瘁，不止一次提出辞职。再一事是保释、搭救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北大学子。胡适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基本态度是：“你是国民党，你是国民党的左派或右派，你是共产党，你是什么各种党派，但是学校是学校，学生要把学校当作学校，学生也不要忘记自己是在作学生……我们没有政治上的歧视，……”但不要因为政治活动“毁了学校”。当时，每有以“共产党罪嫌”的学生被捕，北大的学生社团就会向胡适请愿，请胡适出面营救。我们早前知道胡适出面请求保释的有邓特、刘杰、李恭贻、力易周、邢福律、吴璜等。前不久，又有资料爆出：胡适曾成功救出时为北大历史系学生、今天依然健在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在覆亡前夕，国民党穷凶极恶，在各地制造了多起疯狂捕杀共产党的惨案。在当时，能救出一人都是功德无量之事，因为这些被捕杀的青年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此外，胡适坚决反对军警进校抓捕共产党，他与梅贻琦联名致电朱家骅并转翁文灏、蒋介石，认为军警入校会使学校陷于混乱，政府威信扫地，并以去就谏阻。事实是，正做最后挣扎的国民党已顾不上许多了。清华、燕京都顶不住了，都由军警冲入捕人了，但，由于胡适挡在前面，国民党的军警始终没有进入北大。胡适是带着遗憾离开北大的，他临行前给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郑天挺留言说：我虽远去，决不忘掉北大。其后十几年间，胡适对北大就只剩纪念了，尤其强调从精神上纪念北大。他常说：“办一个第一流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校是与人一样的，一个人做了许多事，最后还会死，但是他的精神仍是值得纪念的。”在胡适的理念里，北大必须是一流的。因此，他宁肯“从我们的努力和奋斗中去发扬北大的学术精神”，宁肯在精神上追念北大，也不愿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让北大在台湾复校。这就是胡适的“北大情结”。胡适辞世后，承载北大精神的北大校旗覆盖着胡适遗体，伴胡适长眠。每梳理胡适与北大之关系，同一个问题总会萦绕脑际：北大，何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慰老校长在天之灵，以偿几代北大人之愿？四、两次大型生日庆典胡适很看重友朋给他的生日祝福。他23岁生日时，白特生夫人特邀胡适到其家晚餐，胡适认为，这是白夫人特意为他庆生，倍极感动：“远客海外，久忘岁月，乃蒙友朋眷念及此，解我客思，慰我寥寂，此谊何可忘也。思及此，几为感激泪下。”友朋为胡适庆生，除了宴请，还有发贺函、贺电、贺卡，送贺诗、寿联、寿账、礼品、鲜花、贺仪等多种方式。礼品中最多的是书。胡适藏书中，有不少是朋友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的。如胡适49岁生日时，赵元任夫妇赠送一部《大英百科全书》。53岁生日时，刘廷芳夫妇赠送Jane Eyre（by Charlotte Bronte），并题辞：适之学长兄五十晋三，全力从事学问，完成不朽之作，深慰士林之众望，因录陈言为寿曰：四望云山，一尊风月。百年事业，千古文章。54岁生日时，陈源寄赠Giles的Six Centuries of at Tun-huang。1940年，胡适收到一份特殊的寿礼——他的家乡绩溪上庄村在胡适49岁生日之际更名为“适之村”。显然，是胡适的成就、贡献与盛名，让乡里感到无上荣耀，于是又把这种特殊的荣誉送给胡适。胡适的特殊生日礼物中还有一种，就是门生、朋友为他写书，编祝寿文集。胡适50岁生日时，胡传楷出版《胡适之传》为胡适祝寿。1948年6月，顾颉刚发出为胡适六十大寿出“纪念论文集”的倡议，并打算作《禹贡著作时代考》。但因次年鼎革，此议乃不了了之。胡适六十五岁前夕，朱家骅、李济发起为胡适征集祝寿论文集。起初，胡适对此事颇“踌躇不安”，但想到此事可“引起一班朋友写文章的兴趣”，故不再反对。于是，就有了史语所1956年刊印的《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书前之作者“上胡适先生书”云：四十年来，先生非特自己不断的努力寻求真理，并且竭力诱掖或帮助他人寻求真理；四十年来，先生以中和正大的态度，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改造，为国家增加极大的光荣，而指示后进以一种最正当的爱国途经；先生对朋友，对同事，对后辈的诚挚乐易，使一切接近先生的人都有在春风的感觉。七十整寿前夕，又有编集祝寿之议。同乡胡家健拟重印《绩溪县志》以为胡适贺寿，胡适对印县志颇热心，但表示“不可给我作寿之用”。同样的，他也辞谢了北大同学会为他编七十岁寿庆文集，也不同意为贺寿出版《胡适文选》（北大校友孙德中编）。不过，对以姚从吾为首的几位老弟子拟编《胡适全集》祝寿却颇感兴趣。当姚之助手李敖编出目录，并报告编辑办法时，胡适就做了不少批注，如明确表示：《词选》不必收，但《词选》的一些词人的小传则可选收；演讲笔记都不必收。胡适所以不反对此事，与其晚年一直思考他的全集有关。不过，此事也无下文。为回报朋友们的祝福，胡适常会在生日时大宴宾朋。如42岁生日时，来客有蒋梦麟夫妇、丁文江夫妇、任鸿隽夫妇、陶孟和夫妇、江绍原、江泽涵、傅斯年、汪敬熙、梅贻琦、周诒春等来贺寿，“中饭吃面，夜有酒四席，玩牌的有五桌”。这样的生日会是很多的。不过，胡适一生中最大规模的庆寿——几近“庆典”规模的，有两次。一是39岁生日时，一是67岁生日时。1930年胡适39周岁，按“虚岁”四十，又是胡适自上海重返北平的第一年，故北平教育、学术界为胡适大事祝贺。那天到米粮库四号胡适新寓出席寿宴的有一百余人，主要是北大、史语所、国语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朋友、门人。又收到不能亲来祝贺的朱希祖、沈步洲、张慰慈、丁绪贤、陆侃如、梅兰芳、George E. Sokolsky等人发来的贺函、贺电。所收寿屏、寿序、寿联、寿诗不仅多而珍贵，亦别开生面。史语所所赠泥金寿屏，系赵元任作，毛子水书；国语会与西北科考团所赠寿序，乃钱玄同亲书。寿联、寿诗中佳作甚多，不妨抄几幅（首）：汤尔和赠寿联：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汤尔和赠贺诗：大声唱破千年梦，绝世奇才胡适之。只有两端吾反对，新诗无韵信中医。孙洪芬赠寿联：用白话作文，振亿兆人之聋聩；新青年不老，以八千岁为春秋。张子高赠寿联：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神奇化腐朽！腐朽化神奇！罗尔纲赠贺诗：吾师今年刚刚过四十岁的生辰，吾师的功绩，早已千秋。天涯地北，万流同钦。这，何须我细数。这，更何须我歌颂。我只敬祝吾师康健长寿，万岁千秋，多饮些牛乳鸡汤，少喝几杯黄酒，只有年年岁岁的今天，是个例外，吾师须要对酒高歌，放怀痛饮，庆贺这人人欢欣的生辰。如此盛大、雅致的生日聚会，在整个民国史上也不多见的。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在国内知识界的地位，同时展示北平学术、教育界对胡适的盛大欢迎。此外，还可显示当时政治、社会生态。此前，胡适因“人权”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发生严重冲突，遭到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围剿，再在上海住下去，实在没意思了，于是举家北返。离沪前，上海的各界名流在华懋饭店举行了一个盛大欢送会，此会由英美烟公司董事哈克德召集，出席者均中西名人，颇极一时之盛。华人如徐新六、曾镕浦、郭德华、沈昆三、王莪孙、沈叔玉、徐志摩、梁和钧、刘子楷、曹云祥，西人如丹麦、土耳其、挪威、比利时、丹麦各国驻沪总领事、大北电报公司总理、慎昌洋行总理、立基洋行总理、工部局意大利董事、英美烟公司董事等。抵平后，北平学术、教育界又以大办寿庆方式给以欢迎。这说明，尽管胡适触怒了当局，并遭疯狂围剿，但社会对胡适的礼遇与尊重并不受此影响。也就是在这样的盛大欢迎中，胡适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中兴北大，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平生中的第二次大型生日庆典，也与这次一样，是在人生重大节点的时候。1958年，胡适结束九年流美生涯回台就任中研院长。同年，台湾各界高调祝贺胡适的67岁生日，可视作对他返台的盛大欢迎。祝寿活动有：中研院为胡适举办寿庆展览；北大校友会举行校庆纪念活动兼为胡适祝寿；中研院同人为胡适举办寿宴。络绎来南港祝寿的，自生日之前即已开始，17日当天胡适自己说见了五百多位客人，而秘书统计的来客有一千多人。贺客中有陈诚、吴忠信、张其昀、陶希圣、陈雪屏、程天放等政界人士，更多的是教育学术界人士以及北大、中公等校毕业生。至于收到的鲜花、礼品、寿联、寿账、寿屏、贺函、贺卡、贺电亦不可胜计。同样在盛大欢迎中，胡适开始了为台湾科学奠基的事业。晚年，胡适虽寓居美国，但一直心系台湾。他寄望台湾最大的心愿有二：一是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二是在台湾发展科学。前者，因与蒋介石的冲突而化为泡影；后者，则成功了。胡适所以接受中研院长一职，主要基于两层考虑：“消极的，我们都有维持这个机构的生存的责任，……积极的，我实在想为中国学术前途做一点开路、铺路的工作。”关于后者，他多次表示：“今后如何重建学术基础，如何发展科学研究，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事”；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关乎国家前途之事，应建立科学研究的环境，培养科学人才，而且要“以‘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为完成以上目标，胡适首先“重建”了中研院，其次是建立了在台湾长期发展科学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并自认主席。“长科会”成立后，这项工作就成了胡适“全力以赴的一件大事”， 他成立办事机构，起草章程，不断召开会议。该委员会的工作，紧紧围绕胡适一开始就主张的“奠定科学基层”入手：设立“国家研究讲座教授”，为学有所长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补助费，充实科学研究设备费用，兴建学人住宅，补助纯粹学术研究性刊物等等。胡适坚信“如果科学的研究不能从基本上做起，我们的科学便永不会追上人家”；“所有的真正研究工作均应务本崇实……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应用上迟早更显光明。”在胡适生命的最后三年多时间里，以“中研院”、“长科会”两大机构为依托，以完善两大机构的常规运作模式开始，逐步树立了台湾科学发展、腾飞的基础。
五、胡适“避寿”中国人有“避寿”之习俗，即寿辰时外出，以躲避亲友的庆贺。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曾记袁枚避寿：“盖世俗作寿，必于逢九逢十之年。先生两年出游，皆为避寿计。”据现有文献，胡适早在1940年就希望“避寿”了，但生日那天，有六十多人来贺寿，所以没有避成。胡适晚年，最想“避寿”，这与当时的时事和心境是分不开的。1949-1950年，是胡适一生中最苦闷、最悲观的年月。正如他59岁生日所说：“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三年里“充满悲痛心情”的胡适自然无心过生日。当友人为他张罗祝寿时，他总说，“事势如此，实无颜做生日”。有时“避寿”是成功了，如1955年，他避寿于大西洋城，专心写作。1957年，他避寿于叶良材宅，只邀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王云五共进晚餐并长谈。1959年，他避寿于台中的故宫博物院，专心校勘《水经注》。有时想“避寿”则不成功，即便在1949、1950年，生日时仍有朋友来祝贺，权当苦中作乐。1960年胡适69周岁，是中国习俗里的“七十大寿”，在台友人准备为胡适大事庆贺。但基于“雷案”后的恶劣心境，胡适对过生日也毫无心情了。他复函拟为他筹办生日的胡颂平、王志维：“今年决不做七十生日，因为我到十二月还只有六十九岁。……这个年头，那有过生日的兴趣？”他苦思设计了“避寿”方案：举行记者会，发表六十九岁不做生日，到明年满七十岁时再做。而且，七十岁时，正式退休。三日后，胡适在中研院评议会上正式宣布将于明年生日时退休，并说，自己不是谦虚，是能力不够。与其说能力不够，不如说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彻底失望，当时人对此都心知肚明。生日前一天，胡适在钱思亮、樊际昌、陈雪屏、毛子水、杨亮功、查良钊等陪同下到石门水库避寿。虽一再声言“避寿”，胡适还是于当天下午出席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纪念会（兼为胡祝寿）。晚间，则有几位亲密友人钱思亮、张祖诒等在钱宅设寿堂，摆寿宴。至于为胡适庆生的宴请，在15日就不止一场，生日之后也接连不断。也就是说，胡适虽竭力“避寿”，只是大大压缩了庆寿规模，取消了生日庆典，并未完全“避寿”成功。
胡适70岁生日时住在医院，也是“避寿”了。本来，胡适也不打算大张旗鼓做这个整寿的。他不同意编70岁寿庆文集和出版用以贺寿的《胡适文选》，都以去年“做过七十”为借口，但私下却道出真实理由：今年最好不要有什么举动。在这个年头，千万不要出风头。这个年头是什么年头？“雷案”后，台湾政坛，不说是一片肃杀，也是令人压抑得难受。身在其中的胡适，能不清楚？曾一度被中外舆论视为在全台唯一有言论自由的胡适，其实并不“自由”。在1960年“选举”蒋介石当“总统”的“国大”上，胡适虽答应出席（雷震一干人是坚决主张胡适以“缺席”抗议的），但他不想当“大会主席”，因为当主席要讲话，他实在不愿讲违心的话。而且，他担心一旦没有把控好会说出煞风景的话，这都是不好看的。但是，蒋介石集团为了“好看”，执意要胡适当主席。因此，胡适有多苦闷就可想而知了。“国大”期间，他因多时的焦忧、愤懑而致心脏旧疾报警，他因此住院时却引发种种“不合作”的猜测，而实际上胡适是真病的。所以，胡适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反复掂量的。更重要的，台湾当局在“雷案”后对胡适的“关注”进一步升级：他的信件被检查，他的电话被监听，他的行动被监视；实在是“最是胡适不自由”！在这种境遇里，还有何兴致庆生？（拙稿承蒙“胡学”友人马文飞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往期回顾：
宋广波 |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