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刊信仰】预定论54

预定论54
六、加尔文主义在荷兰 〗
  当我们查考荷兰反抗教皇高压统治,挣脱西班牙残酷管辖的奋斗史时,就会发现这又是加尔文主义历史中光辉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中光辉的一页。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荷兰所施的严刑,只有少数其它地区可比。亚尔伐公爵(Duke of Alva)曾经夸口,他在短短五年内把一万八千六百个个异端人士送上刑场。毛特莱(Motley)说:「每天都有人上断头台,但是没有一人反悔……。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精神最勇敢,受的痛苦最可怕,而他们的理念也最高贵,以致激发他们人性的光辉」。他又为我们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男士们手拉着手走入火焰,女士们当活埋她们的人用铲子堆土在她们脸上的时候,仍在坑中高唱凯歌」。
  毛特莱在另一本书里说:「按照权威学者统计,荷兰人为了服从查理五世的谕令,因『读圣经』、『藐视雕像』、『嘲笑基督的血与肉真存于圣饼』等罪名而被焚、被绞、被斩、被活埋的约有十万人;即使一般人粗估,也绝对超过五万人(注一)。荷兰人这样壮烈奋斗了约八十年,在这段可纪念的日子中,抗议宗信徒为了信仰,为了良心,死于西班牙人手下的人,比第一至第三世纪间基督徒在罗马皇帝手下殉道的人更多。加尔文主义在荷兰是殉道者,圣徒,英雄人物遵奉的信条,因为这个历史因素,自然享有极崇高的地位。
  当时西班牙是全欧第一强国,前后三代矢志消灭荷兰抗议宗,践踏荷兰的政治自由,但是结果失败。因为加尔文主义者定意按照自己的良心敬拜神,不受腐败的神职人员辖制,以致西班牙入侵,百姓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当时有一群加尔文主义者搭救他们,这群人以俄冉遮太子(Prince of Orange)为首,历史上称他为「沉默者威廉」(Willaim the Silent)。凯波尔博士说:「假使当时撒但的势力没有被加尔文主义所激发的英勇气概击溃,那么荷兰历史、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在漫漫长夜中苦等;幸亏我们有加尔文主义,世界历史才可能像今天这样灿烂辉煌。」(注二)
  假使宗教改革之后,在西欧没有兴起加尔文主义,那么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势必都是妥协的抗议宗当道。这种抗议宗在这些国家恐怕也撑不下去,而且这种抗议宗还受罗马天主教影响很深,他们的妥协精神很可能使德国重回罗马天主教会的手掌。假设抗议宗在上述任何一国失败,很可能对其它国家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紧密,唇齿相依,同舟一命。如果说西欧其它国家的命运系于荷兰的奋斗结果,也不为过。如果西班牙打败荷兰,天主教必定气势如虹,英国的抗议宗就很可能不保。事实上当时天主教是期待英国重回她的怀抱。如果是这样,抗议宗自然不可能发展到美国,而整个美洲大陆很可能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下。
  我们继续回忆这段历史,还会发现这些殉道者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义宗与阿民念主义的殉道者相较之下只是凤毛麟角。正如福勒音(Fruin)教授所言:「不论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还是在其它抗议宗必须冒生命代价才能存续的地方,最后得胜的总是加尔文主义。」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有件事总是事实,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抗议宗信徒。
  荷兰还有另一大贡献不可忽略。美国的开国先祖(或称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当初因为宗教逼迫被逐出英国;他们还没有到美洲之前,先来到荷兰,和那里的信徒一同生活,而这些信徒的生活以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极有益处的。这群天路客中最重要的领袖是克里福敦(Clyfton),罗宾逊(Robinson),和布鲁斯特(Brewster),他们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人组成尊贵英勇,举世难寻的铁三角。他们都是忠实的加尔文主义者,持守加尔文阐述的每一项基要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天路客为「与加尔文抱持同一信仰的人」一点也没错。
  孟斯马(Monsma, J. C.)在他所着《加尔文主义对美国的贡献》(What Calvinism Has Done For America)一书中对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在荷兰的生活概述如下:
  天路客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莱登(Leyden),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克里福敦决定留在当地,于是他们便选克里福敦的主要助手罗宾逊为领袖,作他们的牧者。罗氏坚信加尔文主义,只要有机会就表明反对阿民念主义的立场……我们从温斯娄(Edward Winslow)得知确凿的见证如下:阿民念主义在荷兰逐渐受人欢迎,荷兰神学家也与阿民念主义领袖伊皮斯科比*(Episcopius)展开一场辩论,每天都在莱登的大学举行。波利安德(Polyander)、侯米路斯(Festus Homilus)等荷兰神学家邀请罗宾逊加入这场辩论。罗宾逊欣然受邀,很快就被人视为葛马如派(Gomarian)(注三)中最大的神学家之一。罗宾逊在1624年以〈多特大会*教义辩护文等〉(A Defense of the Doctrine Propounded by the Synod of Dort, etc.)为题,发表一篇极有力的论文。多特大会有个著名的特色,就是每项决议都符合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精神,所以罗宾逊的神学立场如何也就不用问了。天路客和荷兰改革宗教会(即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立场完全一致,也和其它各地的改革宗立场完全一致。罗宾逊离开荷兰的前一年(1619年)发表他的著作《护教论》(Apology),在这本书中罗宾逊以最严肃的笔调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郑重承认,我们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完全一样,以致我们可以随时签署荷兰改革宗教会发表于〈信仰告白合参〉(Harmony of the Confession of Faith)内的每一项信条。」(注四)
 (注一)Motley,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I., p. 114.
(注二)A. Kuyper, Calvinism, p. 44.
(注三)葛马如*(Gomarus)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1563-1641),曾和阿民念主义有过一场大辩论。所谓葛马如派,就是指荷兰的加尔文主义。
(注四)Monsma, What Calvinism Has Done in America, p. 72, 73.
〖 七、加尔文主义在美国 〗
  我们将在这里探讨,加尔文主义怎样在美国历史中成为政治上的一股力量,这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加尔文主义随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美国的先祖天路客为「按着最严紧的教门作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注一)。麻萨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总督恩德克(John Endicott),第二任知事温斯罗(Winthrop),创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 Hooker),创建新哈芬州(New Haven)的戴文波特(John Davenport),创建罗得岛(Rhode Island)殖民地的罗杰威廉(Roger Williams)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彭维廉(William Penn)是胡格诺派的门徒。据估计,美国独立战争时人口三百万,其中九十万是苏格兰裔,或苏格兰-爱尔兰裔,六十万是清教徒,四十万是德国与荷兰的改革宗。此外,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与加尔文主义相合,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有许多人一同前来。这样看来,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约有三分之二受过加尔文主义的熏陶。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是由这样一批人创建的。再者,这些人迁到美洲,主要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信仰;这信仰进入他们内心深处,使他们可以为它牺牲一切。欧洲各国的宗教迫害固然惨烈,但是背后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拣选一批最进步、最开明的人离乡背井,来到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不管怎样,英国人、苏格兰人、德国人、荷兰人是全欧洲公认最能干的一批人,而且下面这几点也特别值得我们留意:(1)清教徒是新英格兰移民的主力,他们不但把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而且是把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2)清教徒真心跟从改教领袖的教义;(3)无论在教会、在国家,他们都同样厌恶形式主义与高压手段;(4)美洲大陆独立之前,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在新英格兰一直是主流。
  有这样的背景,长老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占极重的份量便不足为奇了。美国本身的历史学家班克鲁说:
  美洲殖民地在1776年发动的革命战争与信仰有关,而这方面的影响完全是从长老会来的。在欧洲,长老会的精神表现在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长老会中;长老会的理念深植人心,有如种子发芽生长,自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革命战争。长老会信徒对自由有极强烈的热忱,普遍而积极,以致这场战争在英国被说成是「长老会的叛乱行为」。一位在美洲殖民地热诚支持英王乔治三世的人写信回英国说:「我要把这个不寻常的作为产生的一切罪过归在长老会的头上。这场叛乱已成燎原之势,主要是长老会促成的。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以反抗君王为标记,这种反抗精神使他们无一刻平静,无论在行动上或意念上都总是反对政府」(注二)。当这个「不寻常的作为」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首相瓦尔堡(Horace Walpole)在国会中说:「与我们有骨肉之亲的美洲大陆同胞已经与长老会的牧师们一起离家出走了。』(注三)
  美国的民主政体源于基督教,而这个基督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这是客观的史实,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证。独立战争主要是由加尔文主义者发动的,其中许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长老会学校受过严格训练。独立战争使美国诞生,这是加尔文主义者给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之人的献礼。沙夫说:「美利坚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凭着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连锁关系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尔文主义以其神学的严峻,育成了伟大的品格并且兴起了现代立宪的自由。」(注四)
  希簇(J. R. Sizoo)告诉我们,「克恩瓦(Cornwallis)一路挫败,最后撤退到约克城(Yorktown)投降,那时殖民地军队的将军除了一位以外,其余都是长老会的长老。参与美国独立革命的士兵与军官,半数以上都是长老会信徒。」(注五)
  卡斯提勒(Emlio 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学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担任总统。他身为天主教徒,憎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这使他的见证更有趣,更有价值。他说:「共和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一种比路德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就是加尔文的道德标准;需要一个比德国更民主的教会,就是日内瓦教会。我们如果探索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源头,会看到一本描述社会原始状态的书,就是圣经。民主是由一种非常严肃的神学产生出来的,这个严肃的神学是从几个亡命他乡的基督徒学到的,他们住在荷兰、瑞士几个不见天日的城市中,而这些城市都有加尔文的阴影徘徊……。这些神学虽严肃,却也宁静,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最道德,最文明的产业」(注六)。我们只是要问卡斯提勒,苦水的泉源怎能流出甜水呢?
  毛特莱说:「在英国,自由的种子裹在加尔文主义里,经过多年埋藏与考验,终于注定要飘洋过海,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就是自由,而且是有节制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果实要为将来更大的福祉效力」(注七)。「加尔文主义者创建了英国、荷兰、美国民主共和国」,又说:「加尔文主义者对英国、荷兰、美国政治自由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人都多。」(注八)
  另一位著名法国历史家戴恩(Taine)的见证也很有趣。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论到加尔文主义者却说:「他们是英国的真英雄。尽管史都华王朝(Stuarts)腐败,他们却依然尽义务、行公义、刻苦不挠、伸张正义、抵抗压制、赢得自由、抑止罪恶。他们创立了英国、苏格兰、美国,他们的后裔今天正在澳大利亚作同样的事,影响遍及全世界。」(注九)
  司密斯(E. W. Smith)在他所写的《长老会信条》这本书中论到美洲殖民地居民时,自问自答说:「人权、自由、平等、自治政府是他们建国的基础,也造就了今天美国文明独特的光辉。这些不朽的建国根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加尔文那里学来的。他们又把这些传给世人,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注十)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长老会怎样以一个教会的角色影响美国的建国。罗波特(W. H. Roberts)在一次长老会的总会*(General Asembly)发表演说提到:「七十五年来,长老会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今天共和政府的规模,又可以代表美洲大陆全体人民意见的团体」。他又说:
  从1706年起,直到独立战争开始为止,唯一持续存在,并且具备国家组织规模的政治团体,就是美国长老会总会。当时的殖民地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无论教会团体或政治团体,唯一从殖民人士本身取得权柄,并且行使这权柄管理各地美国人的,就是长老会总会。我们该记得,美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各殖民地虽然都依附于大不列颠帝国,但是彼此并没有隶属关系。类似美国殖民地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这样的团体直到1774年才成立。当时美洲大陆在宗教界的情形和政治界相似。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联会,除了政府赋予的权柄之外,他们本身并没有权柄。圣公会当时在殖民地还没有组织,要靠英国的国立教会在财物与事奉上支持,他们也满怀热忱,矢志效忠英王。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771年之前还不是很有效率的独立组织,至于德国的改革宗教会,要到1793年才成为有效率的独立组织,浸信会众教会各自独立,循道会几乎没没无闻,贵格会则根本不主张打仗。
  当时只有长老会派代表,每年召开总议会*(General Synod),并且如罗波特博士所言,长老会成为「各自为政的殖民地人民彼此团结互通的凝聚力」。他接着说:「在长老会的影响之下,整个殖民地从长岛(Long Island)到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追求真自由的情操,与纯正福音的教义同时广传,更重要的是各殖民地之间,确实逐渐开始产生一体的感觉,这有什么奇怪呢?教会的民主共和体制在1706年到1774年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代表性,也是唯一发展完备,粗具联邦民主共和体制规模的团体,这件事关乎美国的起源,其重要性难以估计。美利坚共和国有许多地方多亏长老会这个美国最古老的民主共和体制,才能有今天的规模。」(注十一)
  这当然不是说长老会精神是美利坚共和国唯一的建国精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宣称,〈西敏信条〉的信仰准则是美利坚共和国主要的建国原则之一,而且「长老会揗是第一个在美国教导、实行、并且维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宗派,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政治制度建立的。」(罗波特博士)
  独立战争一开火,长老会的牧师与教会就都挺身而出,与殖民地人民坚定地站在同一阵线上。班克鲁称赞他们的勇敢,把迈向独立的第一功记在他们头上(注十二)。1775年在费城所召开的长老会总会是第一个公开宣告脱离英国的宗教团体。这次会议呼吁信徒们要全力以赴,让独立的目标早日实现,并且请他们为当时正在举行的殖民地大陆会议祷告。
  那时圣公会仍与英格兰教会*联合,所以反对革命,不过圣公会有不少信徒以个人身分为革命努力奔走,出钱出力。我们也该记得,当时美国的陆军总司令,后来成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就是圣公会的会友。他自己参加他的军牧主持的礼拜,也命令他手下每个人都要参加,他的军牧则是来自各教会。他也拿出四万元在他家乡兴建一所长老会大学,并且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华盛顿大学。
  马飞治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另一项主要的发展。为求准确完整起见,我们很荣幸得到许可,大量引用他的话。他说:
  在独立战争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美国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一年多前(1775年5月20日),北卡罗莱纳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发表一份「米克林堡宣言」(Meckleuburg Decaration),对在北部英勇奋战、大胆挑战英国权力的弟兄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他们一直仔细观察殖民地与英国抗争的进展,当他们听到大陆会议上奏英王,表示殖民地已经真的要脱离英王统治时,他们认为爱国者发言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们在北卡罗莱纳的查罗特(Charlotte)召开一个代表大会,会中一致决议,声明今后殖民地人民独立自主,英王一切法律与命令都无效。在这项宣言中有 一项决议:「我们在此声明,解散一切使我们与祖国发生关连的政治组织,免除我们效忠英王的责任。……我们在此宣告,我们以后是自由独立的人,将成为主权独立的自治组织,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除了接受神的主权与议会的一般行政权之外,不受任何其它权力的干涉;我们也以严肃的态度宣告:我们要全力维护这个议会行政权,并且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最神圣的名誉彼此担保,互相合作。」……这大会由廿七位忠诚的加尔文主义者所组成,其中三分之一是长老会的治会长老,其中包括大会主席与书记;还有一位是长老会牧师……。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布列法(Ephraim Brevard)是一位长老会的治会长老,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班克鲁称这份文件「其实既是一份宣言,也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注十三)。这份文件由特使送到费城的大陆会议,并且发表在〈开普菲尔报〉(Cape Fear Mercury),传遍整个美洲大陆。这份文件当然也很快传到英国,并且在那里掀起一阵大骚动。
  这份宣言和杰佛逊(Jefferson)撰写的伟大宣言两相对照,就会发现精神相同,表达方式也极相似,绝对逃不过历史家的眼睛。为杰佛逊写传记的塔克(Tucker)就说:「任何人都会相信,这两份文件一定是其中一份『借用』另一份改写而成的。」可是当然杰佛逊不可能把他的宣言「借」给布列法,因为他的宣言比布列法晚一年才写好,所以照塔克的看法,一定是杰佛逊从布列法那里「借」来的。不过这样的剽窃行为无伤大雅,世人也会无条件原谅他。当杰佛逊修改这伟大宣言的草稿时,看得出来有几个地方杰佛逊把他原来的用字擦掉,换成米克林堡宣言的用字,而且这些用字都是米克林堡宣言原创的,可见杰佛逊在撰着这不朽的伟大宣言时,前面一定摆了一部米克林堡宣言,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注十四)
  长老教会《治会规则》的原则与美利坚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极为相似,这实在令人惊讶,也已经使许多人针对这点提出他们的看法。司密斯说:「当我们的先祖们坐下来制定代议政府与全民政治体制时,他们的任务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而是有范本可以依循。」(注十五)
  他又说:「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美国人,问他:『是谁创建了美国?』、『谁是这伟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创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们也能想象,如果他听到著名德国历史家蓝奇(Ranke)的回答,他会何等惊讶;蓝奇的回答是:『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注十六)
  《改教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这本经典名著的作者德奥宾(D’Aubigne)说:「加尔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国的创始者。美国的开国先祖于雅各王一世在位时离开英国,登上荒芜的新英格兰,建立了人多势强的殖民地。他们是加尔文的嫡系后裔,后来虽然快速成长,成为大国,但是提起瑞士雷马湖(Lake Lema)畔卑微的改教领袖加尔文,仍以这位属灵的父亲为荣。」(注十七)
  司密斯博士说:「加尔文主义教导共和政体、人民自主自治这些革命性的原则,并且告诉人具体实行的方法。这些原则传到美国,产生如此丰硕的果实,请问是透过谁的手传的?谁的手栽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和他的思想与美国建立自由体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不管蓝奇的话有些人听了会作何感想,这句话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历史学家所公认,所肯定的。」(注十八)
  班克鲁是一位目光锐利、思想缜密的历史学家,以上的说法他都彻底了解,真心认同。班克鲁个人的信念与加尔文主义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直接称加尔文为「美国之父」,又说:「如果有人讨论美国历史却不提加尔文,也不重视他的影响,那么他对美国式自由的认识就很表面,对它的起源更是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加尔文主义的学校受教育,并且想到加尔文主义者为独立运动如何团结、如何火热,就可以马上看出以上这些见证是何等真实。
  美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几乎还没有循道派*;事实上直到1784年循道派才在英国正式成立,而那时美国独立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好人,但他是保皇党,相信基督徒在政治上应该采取不抵抗的态度。他曾写书攻击美洲殖民地的「叛乱」,但是他后来接受这「叛乱」的结果,认为有神的手在其中。
  马飞治告诉我们:「美国独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循道派在殖民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1773年他们公布的会友数目是一百六十名,他们的传道人差不多都来自英国,而且支持英王,对英国效忠,反对美国独立,所以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得逃离美国。卫斯理以他的雄辩天才和影响力反对殖民地独立,这些传道人的政见当然和他们伟大的领袖约翰.卫斯理一致(注十九)。卫斯理没有想到他高贵的教会有朝一日会在独立的美国收割它最大的庄稼;也没有料到他当初强烈反对的美国独立宣言,后来却为他的信徒奠定稳固的自由根基。」(注二十)
  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家从来没有好好研究加尔文主义,所以他们也一直无法真实而完整地记述加尔文主义在各国的事迹。我们只要研究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先祖如何信奉加尔文主义,如何受其影响了。今天的美国已经把当初建国时加尔文主义者的贡献忘得差不多了。加尔文实在太伟大了,以致我们讨论加尔文虽然只是陈述事实,却很难不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歌功颂德;加尔文主义结出各样佳美的果子,美国也多亏它才有今天,我们尊崇它实在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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