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与山水无异,书信与书信有殊

在初中阶段,有三篇文章都是书信,(我以为不能忽略它们的文体属性)都涉及到了山水:一是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二是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再有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挺有意思的。
三个人身份不同,写信的对象不同,写作目的也不同,景物在文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同。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他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宋升明元年(477年)二十二岁时,领军将军萧道成(即齐高帝)发动兵变,除宋后废帝刘昱,控制朝政,后二年代宋称帝,建南齐王朝。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477—493),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的书记职务。由于官场的倾轧,仕途不利,三十六岁时,仍任六品文官“奉朝请”,心甚怏怏。
遂于齐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不与世交。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然国家遇有大事,无不前往咨询,帝与弘景之间,书信不绝,月常数信。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恭敬之状,无以复加。故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天监三年(504),遣人送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以供炼丹之用。敕于茅山为之建朱阳馆以居之。天监十五年又为其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岁。
《答谢中书书》所写之景,何处没有?平常普通得很,但少他这样心性与修炼的人罢了。
吴均:(469年—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除奉朝请。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
陶、吴二人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侍奉过相同的君王。但二人性情不同,陶能屈能伸,吴则耿直不阿。遭遇也有所不同,陶是主动退隐,游刃有余,吴则开罪于皇帝被罢免被迫离开。
而这些都能从他们的文字中读出来。
先来看吴均:
山中杂诗
山际见来烟,
竹中窥落日。
鸟向檐上飞,
云从窗里出。
是不是有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冥合为一的感觉?不过,他的心境有如此悠闲吗?
与顾章书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之乐,岂徒语哉。
“谢病”一语是不是透露了些什么?病是个理由,心中对现状不满之意汩汩而出。再观这石门山其景,总有遮挡,总有缠绕,总有竞争,实难独立啊!悟透了即为智者。作者参悟了吗?
与施从事书
故彰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罗被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绝”“孤”岂只是山峰?“如晦”的又岂止是风雨?是不是还有抑郁难平的心情?
《与朱元思书》一文,这种情绪就表露得更加直白了: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自己就是那鸢,自己就是经纶世务者。写信给他人,即是劝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所写富春江并非一直清流见底,还有“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固然好听;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自然悦耳,那猿啼,那蝉叫呢?
从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中你却很难读出这样的愤愤不平来。五色石壁,青林翠竹,朝晖夕岚,沉鳞竞跃,猿鸟乱鸣,一派生机、一片祥和。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这不是自谦,是自夸。
所以,他们的笔下的山水总体是表现自然的美好,万物的和谐,但也用隐忧。写景,都是在表白他们享受于山水,不欲入世为官了。不过,他们都是因物而喜,因已而忧者。范公则不是。
范仲淹虽然没有亲临岳阳楼,仅凭一画写作《岳阳楼记》,但他与滕子京是同年,同朝为官,有相同的遭遇,他最能体会、理解滕之心情。其写作目的是劝慰,文中之景并非夸耀与满足,而是作者所要否定之物。他认为人不应以物而喜、以物而悲,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之要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何以如此呢?我们还看看他的简历:
自唐以来,世代官宦,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
不是天才,是文武全才,既有才华,更有刚猛,唯有勤奋,没有恩宠,只有勤勉,没有后退,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他是最坚定的儒家。陶则不说了——佛道不分,吴均则儒道难辨也,所以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同。
说一逸事: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想想此等心胸之人,岂能为山水所左右。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