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读物】法律与金融经典文献《法律起源论》

文章来源于法经笔记
法经笔记按:以哈佛大学施莱佛教授为核心的LLSV研究组合开创了基于“法律起源论”为基础的法律与金融(law and finance)研究学派,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由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差异,最终演化出了不同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水平。尽管该学派的观点受到了很多的诟病,但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了量化分析各国法律制度和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准,近年来我们熟知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基本评价方法和大多数评价指标都是来源于LLSV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而本期翻译的Legal Origins 一文可以说是法律与金融学派关于法律起源研究的开山之作,发表于美国三大经济期刊的《经济学季刊》,篇幅所限,我们对文章进行了一定的删节。本文中文翻译得到施莱佛教授的授权。
Edward L. Glaeser And Andrei Shleifer, Legal Origi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2
Edward L. Glaeser
Andrei Shleifer
法律体系设计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保护执法者,使他们能够不受诉讼当事人的威逼利诱。他们面对威胁的风险越高,就越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来保护和控制法律的实施者。尽管如此,那样的控制同样会使得执法者对国家负有责任并且使司法政治化。这一观点说明,为什么在12、13世纪之初,在相对更和平的英国发展出了通过独立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相对动荡不安的法国建立了依靠国家聘用法官解决纠纷的机制。这一观点也解释了在传统上,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关于法律体系的构成和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果上的很多区别。
一、问题的提出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受到了英国普通法或者是法国民法的深刻影响。[1] 普通法系传统起源于英国法,然后通过英国的征服和殖民被移植到了它的殖民地,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许多亚非国家。而大陆法系的起源则可追溯到罗马法,此后虽然在“黑暗时代”被废弃,但是天主教会在11世纪重新将它发现并且由数个欧洲大陆国家所继承,其中就包括法国。拿破仑又通过武力征服,将法国民法输出到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后,法国民法也通过殖民的方式被移植到了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
在结构上,两大法系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运作:大陆法系依靠职业的法官、法典以及成文的法律;而普通法系则更依靠未经职业训练的法官、宽泛的法律原则和口头辩论。此外,新近的研究表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状况方面有显著的区别。在同等发展水平上,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出更严厉的监管,缺乏对财产权保护,较低的政府效率和更多的腐败,甚至比普通法系国家更少的政治自由[拉﹒波塔La Porta et al.1999];[拉﹒波塔,洛佩斯,施莱佛,詹可夫La Porta, Lopez-de-Silane, and Shleifer 2002; Djankov et al.2002b]。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财产权保护的问题,随着其金融市场的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从前面提到的衡量标准看,普通法系国家在金融方面比大陆法系国家要发达[ 拉·波塔La Porta et al.1997, 1998]。
以上的这些发现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两个区别很大的法律体系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发展起来?第二,为什么这些在法律体系组织方面的区别会带不同的社会经济产出?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法国和英国法律体系从12、13世纪开始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它们这些运转的方式。[道森Dawson 1960], [伯尔曼Berman 1983],和 [达马斯卡Damaska 1986]等法律史学家提到,这两个国家在执法和司法审判方面选择了十分不同的制度。特别是,这两个国家在制度上的选择与主权者对法官施加控制的严格程度密切相关。法国采纳了由王室控制之下的职业法官审判制度,英国采纳的则是相对独立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英国和法国的发展状况扩大了两大法系形成之初的区别。此外,经验证明,这两大法系通过征服和殖民被移植之后,在社会经济产出方面产生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差别。
按照最为广泛的观察和认识来看,英国和法国在12、13世纪做出的不同选择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在那时,英王对于他臣民的统治权力比起法国国王来说要更大一些[道森Dawson 1960;雷诺兹 Reynolds 1994 ],英王那时在贵族中是非常有势力的。对比之下,法国国王最多只是一个和公爵相当的领袖,甚至没有获得对全法国的军事控制能力。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拥有更大权力的英王,会在其国家里创建一个适合扩张王权的法律体系;而相对较弱的法国国王,则更倾向于分散化他对于诉讼的审判权。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怎样去解释这些在法律设计上的不同选择呢?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就是,如何能够保护执法者,使他们能不受地方利益集团的武力威胁和贿赂。中世纪时期,法官和陪审团成员无论在物质上和金钱上都面临着要迎合封建领主偏好的激励。“在1294年约克郡巡回法庭上有一句著名的言论:‘真理和正义都受到了完全的压制,’是有势力的那些人操纵了诉讼的过程。”[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 1997, p. 283]。还有一个例子,“由部分水手共谋的犯罪在1287年的Dunwich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阻止了地方法院的审判,逃避了皇家法官开出的罚单,也阻挠了皇室令状和判决的执行。”[普雷斯特维奇 1997, p. 281]。更近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商人偶尔也会通过贿赂法官,来逃脱犯罪应受到的惩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法官判决监禁一个有权势的公司主管之后,法官的丈夫遭到了暗杀,随后那位公司主管就被释放了。
作为一个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高压政治和腐败必须受到控制。当强制威慑较为缓和的时候,使诉讼通过地方决策者—比如陪审团—来独立的进行审判,比起将它们委托给由国家任用的能防止威慑的,但有可能存在偏见的法官来处理是高效的。相反,当强制威慑很强时,尽管要接受一些固有偏见和歪曲,但是从避免威慑、加强审判独立的角度来看,采用国家任用的法官审判比交由弱势的地方来处理显得更有优势。当国家是唯一拥有对抗地方强权的军事力量时,法官的政治化可能是必要的。依据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法国选择采纳国家任用的法官,正是因为其地方封建领主拥有强大的势力:当这些地主的利益被牵涉到审判中,地方法官的作用不可能有效的发挥。相比之下,英国的地方势力比较弱小,所以它的陪审团没有那么容易受到颠覆,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审判。此外,这些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基本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一直比英国存在着更强大的地方势力。因此,法律体系上的差别,也就一直存在着。
还有一个可能更普遍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原因。法国封建领主的强大势力使他们更惧怕彼此而不是惧怕国王,由此带来的更有效率结果是,将诉讼的解决委托给国王,即使这些问题当中包含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人们需要一个独裁统治,当他们惧怕彼此尤甚于惧怕独裁统治的时候。[奥尔森Olson 1993;格罗斯曼 Grossman 1997]。相比之下,英国的封建领主是不够强大的,他们更害怕国王而不是他们的邻居们。因此,他们愿意付出代价使得国王给予地方解决争讼的权力。这个结果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法国,皇权足够的强大以保护地方执法者。法国和英国都选择了一个在那时更有效率的法律体系。事实上,我们认为,英国的《大宪章》就是一个能够带来有效产出的“科斯式”交易。
对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结构分析,从强调保护执法者的角度能帮助我们理解两大法系在组织上更多的结构性区别。很多学者发现,19世纪的法典化,更依赖包括了特别“明线规则(bright line rules)”在内的审判规则的适用,而更少把那些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对大陆法系特征的定义。[冯梅伦von Mehren 1957;梅里曼 Merryman 1969]。在我们的模型中,法典化的出现是主权者在法官对于每个案件知识退化(随着国家和经济的发展)的时候的一种有效控制。那些明线规则的简化以及判定违法标准的可能性,使得国王可以利用它们与法官订立激励性的契约。法典化因此非常自然地随着起初选择王室法官而不是陪审团之后产生。我们的模型也排除了两大法系的其他一些区别:比如书面证据和口头辩论,审讯的重要性,上诉的作用,检察和审判的分离与结合以及先例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区别领域,都可以大致追溯到最基本的选择上,即法官是由国家控制还是独立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方法也没有将法律的趋同和移植问题考虑进来。我们认为,随着法典精确性的提高,地方势力对法官的干预压力也会减小,这样两大法系在解决特定争讼的时候会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方案。比较而言,将一个为相对良性的政府所设计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一个独裁政体,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在我们的模型中,大陆法系在独裁政体当中的运作,是有害的,它会带给主权者一种不顾公众偏好的控制方法。这些结果可以解释,在不同国家和市场当中,两大法系在财产权保护效力方面的差别。
我们通过对英国和法国的诉讼程序和社会产出的分析,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关于两大法系之间差别的解释。根据第一种理论,法律制度的选择是由国家对天主教教义的一种倾向所形成的,更多地受到天主教会而不是法律以及秩序环境的影响。这一解释忽略了在当时欧洲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尝试建立的却是非宗教性的法律。尽管法国还是采纳了教会的制度,而英国却没有。根据第二种理论,与罗马地域上的远近,是影响一个国家法律继受的重要因素。这个观点与苏格兰采纳大陆法系这个事实是相矛盾的。最后,一些学者主张,只有在18、19世纪的像法典化那样的一些发展,才是真正导致两大法系产生区别的原因。法典化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赞同像[道森1960]和[伯尔曼1983]这些法律史学家所说的,两大法系的分离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发生的,也就是法国和英国在分别选择了王室法官(royal judge)和独立陪审团(independent juries)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二、王室法官与独立陪审团(略)
三、明线规则的采用(略)
四、法系选择的结果
民事程序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把英国和法国在法律体制上的区别,描述为是一种根据效率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在偏好激励决策者用来保护他们不受地方势力压制和贿赂的制度,与偏好不激励决策者以保护他们不受国家干预的制度之间的选择。一旦我们关注这个选择,我们就能理解两大法系在传统上的很多问题,既有法律体系中采用的程序问题,也有它与社会产出的关系问题。[2]我们从法律程序开始。在我们的比较中,将依靠两种在比较法教科书中介绍的对审判权研究的标准方法,比如冯梅伦[1957],梅里曼[1969]以及[施莱辛格Schlesinger 1988]等人。
比较法教科书强调两大法系以下一些程序上的区别。普通法法系非常依赖于口头辩论和证据,而在大陆法系则更依靠书面证据。审判在普通法体系比在大陆法体系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大陆法系在处理上诉案件时,将对事实和法律进行常规且全面的审查;对比之下在普通法系,上诉没有那么频繁,通常也被限制在对法律而不是事实的审查。
至少在上世纪,普通法系在审判中普遍依靠着那些从法官独立出来的受到很大激励的国家检察官,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审判。相比而言,在大陆法系中,审判和检察职能通常是结合在同一个法官身上的。最后,尽管这一区别不是那么明确,普通法法系比起大陆法系来说,还是更多的依靠从先前的司法判决中产生的先例。我们接下来将论证这些区别能从我们模型的观点中得到理解。
第一,比较英国口头辩论的传统和法国依靠书面证据的传统。书面证据的重要特征是,能够方便高级别的官员对他们进行监督。为了中央集权对法官的控制,采用书面证据能更便于他们分辨司法判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则,是否符合主权者的偏好。一个高级官员会发现,当审判是通过陪审团口头提出而没有提交任何书面记录的时候,要对那些地处偏僻地区的法官进行奖罚是困难的。此外,一个陪审团体系下的书面证据规则,在现代来说也将是困难的,因为在普通人群当中还存在较高的文盲率。事实上,在12、13世纪这段时期里,国王们需要书面纪录来控制他们的法官,正因为需要那些文字记录,使得他们需要任用受过教育的牧师来担任法官。在大陆法系中,强制牧师担任法官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促使英国国王在这一时期转向了陪审团制度,回想一下当时亨利二世和约翰国王都已经被逐出了教会。任用牧师对于当时和教会密切联系并且被奉为圣徒的法国国王来说,一定有更大的吸引力。
第二,审判程序在普通法系中的核心作用,很容易就能和普遍未受教育的陪审团审判联系起来。证据只能在一个公开的审判中搜集,然后呈现给这样的陪审团。相比之下在大陆法系,大部分的证据是在一个法官审理程序之前采集的,随后的审判程序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角色公开地重复这些证据。令人惊讶的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普通法法庭是没有使这一程序发挥作用的余地。此外,对审判程序的依靠使得审查司法决定比起依靠书面报告要更困难些,它和大陆法系审查的中心也是不一致的。这一区别同样也和审判方法的选择有关。
第三,高级法院对案件法律和事实部分的审查,在大陆法系是自动完成的。在普通法系中,高级法院对案件的审查主要是限制在法律问题上。这一点再次和控制法官的问题产生了密切联系。正如我们讨论的,大陆法系的重要特征是对国家聘用法官的依赖,主权者需要通过激励来使法官遵循他们的偏好。上诉审查是这一激励机制运作的表现,它是发现司法的不完备性以及腐败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一个依靠受激励法官的体系中,这种类型的审查能为这些激励带来非常重要的数据。相比之下,在普通法体系,由不受激励的陪审团来做出更多的判决而不是依靠国家聘用的法官。控制那样的陪审团裁决是不那么必要的,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法官必须正确指导陪审团关于法律基本要点的时候。
在大陆法体系中,更广泛的高级别审查导致了对法官人数的不同需求。道森[1960]提到“王室法官(在法国)的总数在这个时期(16世纪)绝对已经超过了5000人。把这个对法国的估计和英国的数据进行比较:从1300到1800年,英国中央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几乎很少超过15人。而英国的这些法官受理了法院承担的大部分审判以及所有上诉案件的审查。”[p.71]
第四,由于存在法官和陪审团的独立并且较弱的激励,普通法法系需要依靠国家检察官来提起诉讼。法官和陪审团对于定罪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因而也就没有资源投入到信息收集和案件的形成当中。以民事纠纷为例,民事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因而有足够强的激励去完成诉讼。相比之下在刑事诉讼中(在19世纪以前的英国也是在私下提起的,直到有了显著的激励原因才改变),可能就有必要由受到定罪支付激励的检察官提起,即使他们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提出主张而不是作为正义的追寻者。[3]在大陆法体系,法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国家的金钱激励,检察官就没有那么必要去追逐国家目标的实现了。因此,辩护和检控在这两大法系中的不同选择,造成了法官面临不同的激励结果。
我们的模型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先例在普通法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把遵循先例原则作为例证。对审判者来说缺少明线规则和其他指导,先例可以用来提醒法官和陪审团以前的法律界线。尽管存在先例,对于普通法系来说划定案件之间的精确区别还是很普遍的,而不像大陆法系法官那样要在案件之间寻找相似点[达马斯卡1986]。此外,先例还能用来排除过分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可能是强调独立审判的重要性以及陪审团的特殊情感所带来的自然结果。“确定性在普通法系中是通过赋予司法判决和法律同等效力来实现的,而这在大陆法系理论上是被禁止的”[梅里曼 1969,p.51]。先例和明线规则相比还有其他的优点,比如他们是通过独立法官判决形成而不是由主权者创设的。这样,他们再一次提供了对不受国家独裁权力修改规则的保护。柯克和哈耶克等学者也根据这一理由赞赏遵循先例原则是在英国法律体系下对自由的重要保证。
社会产出
最近的研究发现,法国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在不同的社会产出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别。保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变,法国民法法系国家比起普通法系国家来说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存在更多的政府监管和干预,存在大量政府所有的银行、产业以及大量的腐败案件和官样文件[拉﹒波塔等1999,2002;詹可夫 et al. 2002b]。同样有证据证明,在同等的发展水平下,普通法系国家比大陆法系相应的国家在金融上更发达[拉﹒波塔等1997,1998]。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些发现吗?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区分这些选择了自身法律规则和监管的国家,和那些有时是非自愿地把那些规则移植过来的国家。对于那些选择自己法律规则的国家,我们的模型表明,当监管有利于法律实施时,依靠更广泛的监管是对法律和秩序缺乏的有效反应。对这些国家来说,财产权的不安全感形成了严厉的监管,而不是监管造成财产权变得缺乏安全。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而是更多的从他们的殖民者那里继受得来的。确实,前面描述的这些经验结果,几乎完全是由原来殖民时期带来的,而不是从英国和法国。对于这些国家,把它们的法律体制看成是对法律和秩序环境的有效反应,是不正确。取而代之的是,需要考察这些被移植的法律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下的发展情况。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的结果表明,把大陆法体系移植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会带来突出的财产权保护问题。命题1说明了当主权者的偏好和社会偏好接近的时候,大陆法体系相对来说是更好的;也就是说q值比较小。假如大陆法系体制被引入到一个有较高q值的社会,主权者将会控制法官和法律规则来使纠纷解决政治化。他会惩罚他的敌人而不是违背社会正义的罪犯。由于法律实施相对来说是非政治化的(有独立的陪审团和法官),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通法系的移植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主权者在他的偏好没有从社会中得到反映时,采用普通法制度是不能像大陆法制度那样广泛促进他目标的实现。结果是,当大陆法制度被移植到一个拥有“坏”政府的国家比起普通法体系移植到相似的环境时,将会带来对财产权保护的减弱,更严厉的监管和干预以及更多的腐败和红头文件。简单的说,主权者对监管和控制的误用比起社会正义来说,要更容易受到责难。这一点确实也得到了证据的验证。
我们的研究可能同样揭示了,为什么大陆法系在某些领域的法律运作得比其他领域要好。比如对审判权的选择是一个系统视角,而不只是对应某个特殊的部门法。分析表明,对于给定压力水平为A的裁判者,当明线规则能精确反映社会正义(也就是,趋近于零)时,大陆法系将运作的更好,而当明线规则不够精确的时候(也就是,大大偏离于零),则普通法系会运作得更好。明线规则在处理公司内部人夺取投资者所有权的不受欢迎行为上的失败是臭名昭著的,他们通常是由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制的。明线规则在这些领域运转不佳,是因为那些设计用来侵夺投资者利益使他们“两头空”的创造性行为,在法律中只有一个宽泛的规定[约翰逊Johnson et al. 2000]。当重要资源非常丰富的时候,那些行为的创造性也随之增加。结果是,模型预测正如证据显示的,普通法体制在监管投资者保护法律的方面比大陆法体制要优越[拉﹒波塔等1997,1998]。
总而言之,这一部分探讨了大陆法系许多重要的特征(从法律程序和社会产出两个方面),他们是伴随着对国家聘用法官裁决纠纷的依赖而形成的。在主要依靠地方上未受激励的陪审团裁决的体系中,这些特征很多都是没有起作用的。
五、法系的融合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在什么环境下两大法系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带来相似的判决,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他们会带来不同的社会产出?
某些学者认为,通过现实产出的判断,20世纪在发达经济体中两大法系存在很多的融合点[科菲coffee 2000]。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要分析在明线规则和独立陪审团体系下做出裁决的重合程度。假设A/b>0>D。在这一假定下,两种体制产生不同判决的案件范围由A/ b≤D≤D确定。当明线规则不够精确(D大大偏离于零)或者是不存在法治(A值很大)的时候,两种制度将带来非常不同的产出。哪一个制度更好,取决于缺少法治或者是明线规则不够精确是否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两大法系的分离程度是(1)随着A增大,(2)随着b减小,(3)随着D减小。容易想到,我们期望看到融合的结果是陪审团能变的不那么受压制和腐败影响(也就是,当A值增大或者b减小时)。在20世纪,陪审团受到地方影响而改变看法的倾向性,随着对他们保护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这可能是法系倾向于融合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法典化引入了更多和大多数公众相一致的偏好,也就是说,D已经趋近于零。随着社会越趋于民主,国会制定的法律也越能更好的反映全社会的意见。结果是法典将倾向于反映精英的偏好而使得大众的意志在其中变弱了。在信息系统很完善的社会中,明线规则也会变得更好,因此就可能对不同的行为划定出更精确的规则。随着D值接近于零,当A值比较小时,民法典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类似于陪审团。在这种情况下,两大法系或多或少都能精确的反映公众的意志。事实上,正如我们把A和D值的集中限制在零,两大法系也把他们的融合以有效率地创造社会产出的方式来表示。
六、结论:司法实践
经济学家大都同意,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是对财产权的保护。自由主义者相信,这就是国家所有应该做的事情,而那些倾向于干涉主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那只是一个开端,国家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这一职责存在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怎样能设计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以及什么是“财产权保护”。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科斯[1960]提出的,私人契约能使社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要这些契约能由法院来执行。但是在科斯的逻辑中,没有解释什么能促使和激励法院来执行契约,以及为什么那样的司法执行能比其它的方法对财产权保护更好,比如政府监管。至少在一些例子中,通过政府机构监管,比起那些容易受到政治压力而执行契约法院来说是更有效的[格雷泽Glaeser,约翰逊, and 施莱佛 2001]。在大部分领域,财产权保护的实施,和政府干预的适当程度是无关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论文里阐述的,对财产权保护在法律体系设计中的问题的有效解决,将根据环境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结果。当法律和秩序环境在一开始就是良性时,法律体系的实施依靠非集权化的陪审团来进行的审判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在那样一个体系中,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财产权保护和国家相对较少的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相比之下,在法律和秩序一开始比较薄弱的时候,一个更多地依靠国家聘用的集权化的法官是更有效率的。在那样的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更少的财产权保护,更多的监管以及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更多干预。的确,我们可能看到某些被认为是对自由市场不友好的制度,即使—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它们可能对环境是有效率的。换个角度,人们可能需要某种程度的“独裁”和“国家控制”,因为缺少他们,可能意味着法律的缺失。
尽管如此,这一把政府控制和监管认为是对法律缺失矫正方法的评估是过于乐观的。正如我们命题中提到的,大陆法系通过聘用对主权者负责的执法者和明线规则的采用来推进法律实施,是特别容易被坏政府所滥用而受到责难的。那样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在大陆法系中固有的对司法的政治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社会标准下的正义。结果是,大陆法系如果习惯于通过司法来实现政治目的,将会导致严重的政府干预,财产权保护的不力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专制政府。普通法系通过它对审判的非集权化,是不那么容易受政治化的影响的。
正如我们提到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从他们的殖民者和占领者那里继受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他们自身发展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法国民法和英国普通法被移植到了全世界。假如这篇论文的逻辑是正确的,大陆法系会成为一个专制政府的控制工具,对大陆法系的移植就会对财产权的保护带来不利的结果。不同国家的政府对财产权保护的干预,监管证据和这一假设是一致的。
[1] 在一项对109个国家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研究中,Djankov et al.[2002a],有42个国家参照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而有40个国家参照的则是法国民法的传统。此外,现在世界范围内施行的还有德国民法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以及社会主义法系。
[2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明显是简化了的。甚至是美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都有非常重要的结构区别[Posner 1996]。
[3] Dewartripon和Tirole, Glaeser, Kessler和Piehl对检察官的激励问题作了探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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