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 | 新一轮跨国公司招商的新打法

作者:杨益、徐苏涛、岳渤、蔡萧玉。编者按:8月26日,随着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集中亮相,新一轮自贸区扩容尘埃落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在深…

作者:杨益、徐苏涛、岳渤、蔡萧玉。
编者按:
8月26日,随着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集中亮相,新一轮自贸区扩容尘埃落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的坚定决心和信心。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等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局势影响之下,跨国公司的对华合作战略已开始发生转变。在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地方政府应主动适应跨国公司对华合作的战略转型要求,抓住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机遇,在新一轮跨国公司招商工作中打好手中的政策牌、服务牌。

跨国公司对华合作面临新形势
(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刻重构,过去的国际分工模型正被新的范式所取代
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面临自身制造业地位持续下降、工业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相对减弱的状况,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的主导权。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加快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粗加工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精深加工产业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全球贸易模式正在由“货物贸易”向“任务贸易”转变,而贸易模式的转变又推动了价值链的进一步细分。换言之,国际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跨国公司承担着80%的产业链内部贸易,在全球范围布局产业链,把产品开发、生产到运输、销售等环节分解为多个价值链并配置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也包括将研发活动的一部分进行外包。
总之,全球产业链结构的重塑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加工制造产业为主的现状,转而向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跨国公司为顺应这一趋势,将加大研发、投资等环节在海外布局的比重。
(二)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转变,以往的发展逻辑和驱动方式正被全面更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资源等分销到国内出口加工型企业,然后再通过出口贸易把“中国制造”的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最终形成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经济。这虽然较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及代价,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与全球价值分配受制于人,还引发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成本浪费等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正在积极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等创新型经济,加速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变,并主动将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制造产业外移,如此导致原有跨国企业制造基地与国内产业转型发展的要求相脱节。
(三)新经济在我国的繁荣壮大给传统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带来巨大挑战
发展新经济是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是创新驱动发展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要求,是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区域崛起、换道超车的关键路径。目前,国内已发展出一批新经济领先城市,其中,北京以创业式创新引领新经济发展,率先寻求体制机制突破,链接全球尖端创新资源,打造国内领先、全球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实现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云服务、大健康、文化娱乐等新兴领域的领先发展;深圳打造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以颠覆式技术打造先导式产业,建立发达的金融体系,打造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系统;武汉打造光电子信息和互联网直播双轮驱动产业体系,在光电子信息产业上汇聚、配置资源,利用光智能产业引领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以直播产业为智能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的交叉融合点,带动新型服务业实现发展。在全国各个城市发展新经济的热潮中,传统跨国企业需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融合。

跨国公司海外布局的演变
(一)生产制造环节的跨国转移催生20世纪全球经济秩序
制造业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成为国际产业链的整合者。二次大战之后,工业革命时代发展起来的以欧洲为工业中心、辐射全球原材料基地和市场的早期世界工业生产体系趋于瓦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华盛顿共识的先后出台,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垄断资本为推进动力、以国际金融机构为实施主体的全球投资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使得跨国企业能够作为独立的资本载体和经营实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当跨国企业将其生产制造职能搬离母国、重新布局在具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之时,所谓制造业全球化便应运而生。这一过程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即发达国家聚集企业总部、研发和市场销售职能,发展中国家聚集生产制造活动,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和关键切入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贸易部门带动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机制下,通过外贸、外资、外经等“老三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来输出物美价廉、往往高物质成本的商品,以及后来通过服务外包、境外拓展、涉外服务等“新三外”承接服务外包并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最终形成出口拉动、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格局。在这种模式下,我国通过“建链、补链、强联”的招商引资实现了投资驱动、规模制造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借助跨国公司的带动力量,在大规模的制造业产能扩张中快速带动就业、创造税收、刺激增长。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也借助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空间实现了低成本生产,同时使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制造业全球化的重要生产基地。
(二)研发活动的跨国转移加速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
创新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心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过渡。制造业全球化的实现取决于各国政府为生产要素、大宗商品资源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供的便利条件(包括降低关税、加入WTO世贸组织等);而在创新全球化时代,自由流动的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要素资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与技术要素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沟通和协调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配置与创新活动组织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在这一巨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跨国企业,体现在其全球化经营战略的全面升级,从过去的生产制造全球化进入研发(R&D)全球化战略阶段,即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构建跨国投资经营战略,以直接建立海外研发机构,以及兼并、收购东道国当地同行业竞争者等方式将部分研发活动从母国转移到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同时以建立技术联盟、合资企业等形式开展技术研发方面的国际合作。
(三)区域总部和创新平台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布局新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单纯在华布局生产制造中心或者研发中心已不再符合跨国公司的发展利益,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某一种职能或价值环节的在华布局失去以往的效益优势。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已将大中华总部乃至亚太总部布局在我国,通过布局区域总部,将研发、生产、销售等全价值链流程在目标市场就地整合,以实现对市场动态的及时把握和有效应对。同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抓住“创新”这一动力源泉,通过布局产业创新平台,以产业创新组织者的姿态引领产业发展最前沿。例如,微软公司不仅将亚太研发总部布局在中国,而且设立了微软加速器,并与北京市科委和经信委签署合作备忘录,在京投资建立创新实验室,打造资源聚合、生态共享的创新创业平台。此外,美国默克制药、英国ARM、德国奔驰等众多大型跨国公司也都已在华布局多种形式的产业创新平台。以ARM为例,首先是发起成立了中国产业创新投资基金,投资中国物联网、智能硬件、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公司;其次是与中科创达共同成立安创空间加速器,聚焦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产业,帮助技术驱动型创新创业企业精准对接生态资源、投资机构、销售渠道、宣传渠道,提供一站式深度加速服务;第三是建立以ARM技术资源为核心的物联网创新平台,协助并扶植国内新创公司,同时成立ARM生态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并设立人才实训中心。

如何开展新一轮跨国公司招商
(一)重点关注跨国公司布局总部、平台职能的新需求
应对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战略的转变趋势,各地应积极转变以往招引跨国公司就是招引大项目、大产业的观念,将新一轮跨国公司招商工作与当前的新旧动能转换、双创升级等工作联系起来,对当前跨国公司在华布局总部、平台职能的新需求给予重点关注和认真研究,为招总部、招平台创造更有利的开放条件,帮助有意向来华设立区域总部、产业创新平台的跨国公司对接国内有关资源、寻找中方合作伙伴,吸引其顺利落户布局。
(二)抓住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红利实施精准招商
随着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去年发布的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22个领域推出新一轮开放措施,大幅放宽了服务业、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外资准入条件,基本放开制造业外资准入,为扩大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创新力量注入新动力。8月2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意味着从祖国最北端到西南边陲、从东部沿海到内陆腹地,18个自贸试验区组成的改革“新雁阵”,将引领中国迈上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征程。外资市场准入的放开、自贸试验区的开放等政策红利、创新红利不断滚动叠加,给各地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的高质量优质项目落地提供了丰厚的政策条件。地方政府应认真研究国家有关开放政策,在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地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为相关领域跨国公司来华合作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政策服务,助力区域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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