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支柱产业:炼丹与缥瓷

梁武帝的山中帝师茅山道士陶弘景,来到了楠溪江流域。
据康熙《温州府志》记载,陶真人栖茅山时,“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这“三永”,便是永嘉、永宁、永康。

于是,道士从金陵出走,带着炼丹的枕头,先到永康。见田少,曰“此土居人,旦旦捣舂,以给日用,收糠不可得”,而炼丹要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糠为燃料,永康农业基础不如永嘉,故转至永嘉,“爱其稻田乃居”。他这样选择,除楠溪江流域的农业基础外,还有与炼丹相关的产业配套,例如楠溪两岸陶冶业相当发达,遍地开窑,冶工众多,也为炼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技术平台和熟练工人。就一般而言,炼丹决非一人或几人隐居起来,自以为出神入化就能完成,它需要有高度社会化的产业协作和技术配套才能进行,能否炼丹,可以看出那个地区的产业水平及综合实力。
还有市场,炼丹的社会化需求,就其大体而言,也还是名士。魏晋风度是一种文化样式,而表现这一样式的消费活动,其中吃药一项,就与炼丹有关。那时,名士吃药,不但治病,且要游仙,他们吃药,多半是丹药,有些是炼丹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例如“五服散”,就是一种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矿物合成的药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认为,服食“五服散”,是造成魏晋风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五服散”是一种慢性毒药。
可六朝人不这么看,把它看作催人游仙的丹药。仙丹的成分究竟如何?1965年,考古人员在南京北郊新民门外象山,发掘了一座东晋王丹虎墓葬,墓内遗物就有丹丸200余粒,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里,陈列了其中几粒橘色小丸,化验的结果,为硫化汞,硫占13%,汞占60.9%,还有26.1%的成分,尚未被确认,看来,还不好下结论。
墓主王丹虎,与王羲之同族,或说是王羲之的族妹。不过,王羲之没有像他族妹那样在金陵一直呆下去,呆到亲眼看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对“王与马共天下”不感兴趣,尽量远离王朝里的那些事,便驾了五匹马,南走越地,接着往瓯去。不知他在瓯地呆了多久,有过多少次像他在兰亭那样的雅集,只可惜他没留下《兰亭序》那样的文字。到如今,此地人对他的记忆,早已被那五匹马代替,温州城里有一条五马街,令人联想起南朝旧事。
那时的温州,叫永嘉郡,才立郡,头号名士王羲之就来了。
他一来,那些江南名士,还不要风流一样地跟着他来赶集——赶他的雅集?他们来这里品茗、饮酒、服药,这里产业富集,应有尽有。当时名士多为道家之徒,道士炼丹,名士服药,倒也相映成趣。王羲之自然也吃药,有人说,他是在五服散的药力作用下,在半幻半醒身体极度放松的状态下,才悟到了书法的执笔法和用笔法。
可见,瓯地在陶弘景到来之前,游仙风气已开。我们读陶公《答谢中书书》,观《书》中所言,而知其所指之地,实为楠溪江流域。《书》云:“高耸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康乐”者,谢公也。我曾经漂流于楠溪江中,沿途所见,确如陶公言。但是,光有山川之奇,是不足以称“欲界之仙都”的,还要有康乐公这样的“性奢豪,车服鲜丽”的风流豪客,来此诗意地栖居。
李白叹服谢公,不但就诗论诗——“吾人咏歌,独惭康乐”。更因为消费主义的“康乐”二字里,还洋溢着一种混合了帝王学抱负的游仙的姿态和心态,这符合他本人习惯的诗酒风流的审美追求,因而被他佩服,且自愧不如。有了王羲之开头,谢康乐发扬,所以陶公称“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华阳陶隐居内传》说,陶弘景在茅山炼丹未成,归咎于车马往来,以为是红尘滚滚所致,故以清静为由,远离茅山,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事实则不尽然。
仅以炼丹而言,茅山就有局限,茅山收糠不难,水土亦宜炼丹,但冶炼之产业配套及技术支持恐难以为继。炼丹分内外,炼内丹,是以身体为丹炉,炼精气神。而炼外丹,则要金木水火土一起上,摆出一付阴阳五行的神仙架子,还要以产业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机制来运营,丹料来自矿物,燃料来自农作物,还有设备及器皿、试剂和配方。好一个瓯瓷遍天下的永嘉,遍地有窑口,到处有窑工,早就为炼丹准备好了产业的配套。
这只财源滚滚的瓯,源源不断,往那诗意的空间里注入财富,而永嘉就在瓯中间,开足马力生产,为往来于诗意空间“游心太玄”的名士,提供缥瓷和金丹。
名士之服药,一如其饮酒,两者齐全了,才有所谓风度。然,饮酒不离缥瓷,而服药则须金丹,可见名士有风度,多少还要有永嘉为他们提供那一点“风骨”。炼丹是高技术,服药是高消费,由此看来,那诗意的空间,既是高技术的摇篮,也是高消费的终端,它取代帝王家,使炼丹与服药,从帝王家走向市场化,这才有了陶公出走到永嘉。
炼丹,又叫“黄白术”,“黄”指黄金,“白”为白银,将普通矿物炼成黄金白银的那一套方法,就叫做“黄白术”,这当然是一条财路。丹即丹砂,亦称硫化汞,是硫与汞的化合物,呈红色,故陶谓“丹砂即朱砂也”。丹砂异于草木,烧而不烬,烧之愈久,变化愈妙。丹砂化汞,生成水银,属于金属,却为液态,具金属光泽,然圆转流动,易于挥发,非五金固体之相。葛洪《抱朴子﹒金丹》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炼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陶注《神农本草经》收药物365种,有矿物46种,分上中下三品,列丹砂为上品第一,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
炼丹日久,要有财源支撑,故以炼丹为名,直取五金,开采金银,更有“冶金”术,如《丹经》上说的:取铅十斤放入铁器中,猛火煎之三沸,投丸转之华一铢于铅中搅之,须央立成黄金也。不仅矿冶业,当时,几乎所有产业都与炼丹相关联,在《神农本草经》里,矿物之外,草木、虫鱼、禽兽等,都与炼丹有关,其产业关联度之高,亦可使之成为通往国民经济的生财大道。而永嘉就走在这条财路上,走着走着,走成了金瓯。
据《茅山志》载,三年后,陶弘景前往福建宁德霍山,不一年,便乘海还。原因还是经济,因霍山一带“人稀田寡,复以无糠为患”,他无法开炉炼丹。回永嘉途中,梁武帝派人来接他回去,这回是梁武帝来问他“山中何所有”了,那就不是一句“岭上多白云”能打发的,更不能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了,他只能“相随而还”。
楠溪江畔的大若岩上,还有他留下的“陶公洞”,他在此撰《真诰》,炼金丹,终于练出“金瓯”来了。当代瓯人,为了造就更大的“金瓯”,将他当作财神来拜,至今香火不断,令人不由而叹“六朝帝业成逝水,千古名山犹姓陶”!可梁武帝留下“金瓯”一语,亦沿用至今,从一方之国用到一代王朝,将一隅之地用成一国之体,一如瓷器“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金瓯”一语,亦从对瓯地、瓯器的称为转化为指称国体。
“瓯”为酒器,南朝人爱饮酒,动辄“饮酒数瓯”。又好品茗,故茶具亦称“瓯”,魏晋风度离不开“瓯”。陆羽《茶经》引晋人《荈赋》曰“器择陶简,出自东瓯”。

我国瓷业,唐以前,重点在瓯。自晋以来,瓯瓷兴起,瓯窑遍地。唐以后,由瓯转越,瓯瓷遂被越瓷替代。瓯瓷釉青泛白,南朝时已流行,人称“缥瓷”。
“缥瓷”一说,出自潘岳《笙赋》,其中有“倾缥瓷以酌酃”。《说文》释“缥”曰:“帛青白色也。”以丝帛言青瓷釉色,可见那釉色,细透到了何种程度!
以透明言,如吴均《与朱元思书》言“水皆缥碧,千丈见底”。以轻细言,“缥”同飘,风一吹,那釉色就会颤动,就如丝飞扬。“酃”为美酒,出自湖南,“荈”是老茶,产于四川,饮湘酒,喝川茶,饮也好,喝也罢,晋人都要用最好的瓯器——“缥瓷”,那淡青泛白的釉色犹如稽康的眼神勾他们的魂魄。
晋人“缥瓷”产于瓯,来源于瓯江水系最美的一支——楠溪江流域。这一带,不仅出土了五千年前的陶片,还发现了自东汉以来的窑址一百多处。一条条龙窑,顺着楠溪江布局,来到瓯海湾口,南北伸展,到了瑞安、苍南、泰顺、乐清,而以今温州市郊的西山窑为中心,东西南北,遥相呼应。
这样一条瓯器经济带,这样一个“缥瓷”产业群,提升了瓯地的政治地位,永宁县从临海郡脱颖而出,被提撕出来,一分为四,由四县组成永嘉郡。
“缥瓷”,带有魏晋风度,那是名士标志,也是南朝标识。想想《世说新语》里的那些名士,他们吃药、饮酒、品茗都用“缥瓷”,他们的风采,与“缥瓷”相映,他们有多美,“缥瓷”就有多美,那飘飘欲飞如丝如缕般的釉色,那浑厚似“古镜照神”般的透明质地,最能反映“宁作我”的魏晋风度。
从秘色瓷里,也许还能见到“缥瓷”的影子,但那已经神非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那是唐人的雄伟气象,而非晋人风采。
唐人胸怀天下,而咏“千峰翠色”。晋人关怀自我,而求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故于天工开物中,求得自我的“我在”之美学——“我思我在”而有“玄学”,“我说我在”而有“清谈”,“我游我在”而有“游仙”,“我饮我在”而有“缥瓷”。
“缥瓷”如玉,釉色如丝,尤其是那些自由化的开片,就是开显自我意识的陶艺之反映,是独立人格的瓷境之表现,对之而能“我与我周旋”。晋人善谈,颇有简约之美,谈瓷,只一个“缥”字,就表达了丝与瓷这两种最美的“中国制造”的本质。
瓷至宋朝,可谓造极,其代表为五大名窑,尤其是汝窑。
唐代“秘色瓷”的归宿,就是汝窑,宋朝汝窑,发展了唐代越窑,而谈它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更早的南朝瓯窑,不能不谈起魏晋风度的的“缥瓷”了。
清人朱琰《陶说》提到了“缥瓷”,说“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翠峰”,出自唐人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天青”,便是周世宗柴荣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了。朱琰说,越窑的“翠峰”和柴窑的“天青”,都是从瓯窑的“缥瓷”发展而来的,吴仁敬《中国陶瓷史》也说,瓯、越之青瓷,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纵览唐代瓷业,不外“青白”二色,世谓“越青邢白”——越瓷青,邢瓷白。陆羽《茶经》里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
陆羽认为,越瓷还要略胜一筹,“类玉”则雅,而“类银”却难免于俗。据说,柴荣登基前,以瓷业发家,人称“财神”。柴为邢人,以邢白起家,可邢白非柴窑,一看便知道,因为在白瓷上,不可能出现“天青”。柴窑,应当来自越青,但也包含了邢白,柴氏言“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就是越青为主,调和邢白。
这淡青泛白的青瓷,岂非要向魏晋风度的“缥瓷”回归?或曰,柴窑本于青瓷中的“秘色瓷”,而“秘色瓷”,曾是唐朝越窑的贡品,五代时,还是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纳贡的贡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一书,也提到了一本名为《谈荟》的古籍,其中,就有“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最早提到“柴窑”的,是欧阳修,他在《归田录》里这样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还说柴窑与汝窑相似。
因此,我认为,宋朝没改御窑为柴窑,而是将柴窑改成了汝窑。考诸陶史,都说越窑衰而汝窑兴,而其实是,朝廷为了兴汝窑而掏空了越窑,将越窑的产能都转移到汝窑去了,使本来不兴青瓷的北方产出了最好的青瓷,欧阳修诗云:“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汝窑为官营,越窑多民营,于是官进民退了。
欧阳修说,柴窑碎片“以金饰为器”,碎片尚且饰金,何况完满者?它使人联想到南朝人的瓯器,也许那时的瓯器,像柴窑那样镶有金饰?晋人的《搜神记》里,已有“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一说,此“金瓯”,或为金饰陶瓷,因“瓯”之为器,质本陶瓷,形为杯、盆,多用作茶、酒具,日常用之。然,瓷易残,贵如“缥瓷”,残了岂不可惜?故于其易残缺之口沿处镶金边以加固,而称“金瓯”。以此为原型,引申开来,称国家为“金瓯”。始言者为梁武帝,只一句“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便引火烧身,招来侯景之乱,一代王朝,终于像“缥瓷”一样碎了。他本人,也被困在“金瓯”里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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